第217章 《天子不能承认错误》的依据
第217章《天子不能承认错误》的依据
看到有几位书友对此有疑惑,就稍微讲一下。
须得一提的是:古华夏文明从尧舜时代的禅让,也就是现代常说的民主推举,发展到世袭封建帝王制度,并不是一步到位,突然某一天就彻底转变,而是循序渐进的。
禅让制度,也就是民主推举制度的盛行,是在尧、舜、禹时的部落联盟领袖时期出现,并逐渐成为定制。
直到夏朝,华夏文明才成立了第一个世袭制朝代。
问题的关键,也恰恰就在这里。
夏朝成为世袭制朝代,并不是说夏朝一成立,就彻底推翻了尧、舜时期的禅让制度,而是试探性的做出了第一步改变,即:既然是禅让,那君王临死时,将帝位禅让给自己的子嗣,究竟可不可行?
有了这个想法之后,夏朝的统治者便对储君的培养愈发看重——毕竟这个儿子,是要通过‘禅让’继承社稷的,就算无法成为舜、禹那样不容置疑的‘天下最贤者’,也起码得说得过去。
而夏之后,商、周,乃至于成立帝国之后的嬴秦,都是在此基础上一点点推进,逐渐形成‘表面上禅让,实则是世袭’的帝位传承制度。
也正是在这个‘任人以贤’的传承制度作为内在逻辑之下,秦始皇驾崩之后,天下才会出现‘二世胡亥残暴,不当立,当立者乃公子扶苏’的舆论。
——为什么?
因为按照禅让制度‘任人以贤’的标准,传闻中的扶苏比二世胡亥贤明。
就算赵高、李斯没有矫诏,始皇嬴政真的传位给了胡亥,但从胡亥继位之后的表现来看,依旧无法满足禅让制度‘任人以贤’的标准。
只不过,尧舜禅让的时代,毕竟已经过去了数千年;到了秦时,虽然‘禅让’依旧是理论上的帝王传承规则,但实际上,世袭制度早已逐渐成为可意会、不可明说的潜规则;
再加上秦并非是新兴王朝,而是从姬周诸侯国转变成为王朝的统一政权,就更使得‘禅让’的帝位传承规则愈发摇摇欲坠——因为禅让只适用于‘天子’或者‘人皇’,却并不适用于诸侯、封君,乃至豪强富户、寻常百姓的家族传承。
所以,为了堵上‘胡亥得立,乃始皇遗诏亲定’的漏洞,便有了当世普遍以为的‘赵高、李斯矫诏,杀公子扶苏’。
这样一来,胡亥脾性暴虐,就不可能是通过‘任人以贤’的禅让制度得位;又赵高、李斯矫诏,胡亥也就不可能是通过‘任人唯亲’的世袭制度得位。
结合以上两条,便可以自然而然的得出‘胡亥得位不正’的结论,为秦末义军反抗嬴秦统治,甚至推翻嬴秦社稷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法理依据。
至于赵高、李斯究竟有没有矫诏,根本没有人知道,他们自己从未承认,也从未有人拿出过证据。
‘赵高李斯矫诏杀扶苏,扶立二世胡亥’的说法,严格意义上,只是当世人以‘任人以贤’的禅让制度推演而出:扶苏公子贤明仁义,胡亥残忍暴虐,始皇嬴政肯定不会立胡亥,更不会留遗诏毒杀公子扶苏,所以这肯定是赵高、李斯矫诏。
但实际上,如果以‘始皇真的想要让胡亥继承社稷’为前提,去倒推动机的话,始皇嬴政遗诏赐死扶苏,在逻辑上是完全说的通的。
首先,始皇身前未立皇后;而没有皇后,就意味着没有嫡子。
按照周礼中所规定的‘有嫡立嫡,无嫡立长’的世袭制度传承规则,没有嫡子的始皇嬴政,更应该把皇位留给年纪最大的儿子。
根据当代可以查阅的史料,这个‘当立之长子’,便是公子扶苏。
而二世胡亥非但比扶苏更为年少,甚至是始皇诸子中年纪最小的一位,排行第十八。
这样一来,始皇为了替儿子扫除障碍,临死带走理论上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公子扶苏,是完全符合常理的。
从这个逻辑出发,甚至连胡亥登基之后大肆残害手足,也完全说得通——作为嬴政最小的儿子,胡亥要想坐稳江山,确实是不得不将自己的哥哥们全都杀死。
或许这么说有点奇怪,但举个类似的例子,大家或许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了。
——景帝第十子刘彻,在景帝刘启死后,同样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,让比自己年长的哥哥们‘寿终正寝’;其中最典型的河间献王刘德,更是被武帝刘彻一句‘汤以七十里,文王以百里,王自图之’给活活吓死。
汉世宗孝武皇帝刘彻,都曾因为年幼,忌惮‘非嫡非长,得位不正’的风论而残害手足兄弟,同样作为先皇幼子的胡亥,似乎也没有不这么做的道理。
回到正题:始皇嬴政驾崩之后,天下因‘禅让制度’这层尚未被完全撕烂的遮羞布,而引发出了‘当立者乃公子扶苏’‘赵高李斯矫诏扶立胡亥’的舆论,那么到了汉朝,又是怎样的情况呢?
从史料记载,我们就不难发信啊:秦之后,刘汉兴起于百废待兴的废墟之中;
其一应律法规章、礼法制度,便被当代历史研究者概述为:汉承秦制、周礼。
说得再简单点:除了嘴上骂秦‘残虐无道’之外,刘汉的法律条令、规章制度,基本都是沿用前朝,也就是嬴秦。
甚至就连《汉律》,都是汉相萧何在《秦律》的基础上,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修改、增补,便原封不动的成为了汉室的核心司法依据。
光从‘汉承秦制’,以及‘秦二世而亡,随后汉立’这极为短暂的时间间隔,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:到了汉室,起码在汉初,皇位的传承制度,应该依旧是表面上披着一层禅让的遮羞布,实际上却是禅让给储君太子。
但相较于秦,汉时的皇位传承规则,朝着‘世袭’的方向更近了一步。
这一点,我们从史料记载中,高祖刘邦意图废长立幼之时,公卿百官多以‘立嫡立长’的世袭准则为劝谏,便可以看出。
而从百官同时不忘提一句‘太子仁善,可即宗庙’来看,以‘任人唯贤’为准则的禅让制度,依旧在汉初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。
那么,这种情况,是到什么时候结束的呢?
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,华夏帝王开始丢开‘我是因为贤明才继承皇位’的遮羞布,转而直接承认‘我就是因为我爸才继承皇位’的呢?
关于这一点,我在正文中有所提及:‘禅让’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,是以汉武帝刘彻晚年,因天下民生凋零,生民哀鸿遍野,甚至出现农民起义的征兆时,颁发罪己诏作为标志。
武帝罪己诏,除了使得当时蠢蠢欲动,随时可能陷入乱世的天下立刻平定下来外,还有许多重要的政治意义。
首先,便是‘天子罪己’,即皇帝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一举动,彻底撕碎了‘天子因贤明而得立’的遮羞布,从而间接宣告了‘任人以贤’为准则的禅让制度,彻底退出历史舞台;华夏封建政权的传承,开始由内而外、全方面无死角的完全以世袭为准则。
用大家更容易理解的话来说,就是:尧舜之时,大家是真的禅让,所以犯错没关系,认错也没关系,大不了把地位禅让出去就是了,反正早晚都要禅让。
而在尧舜之后,一直到汉武帝罪己诏之前,大家都是从‘真的禅让’,一点点朝着‘只世袭,不禅让’的方向挪动,经过数千年的循序渐进,最终在武帝罪己诏之后,正式抵达‘只世袭,不禅让’的彼岸。
在这个逐渐转变的过程中,也有几个极具标志性以及时代意义的典故,为这个转变过程猛踩了几脚油门。
——成王幼,周公姬旦摄政,得天下共举,仍还政与成王;
——康王幼,召公姬奭助政,依旧不曾有丝毫邪念,敦敦教诲康王成人,而后还政。
有了这两件‘明明可以通过禅让得到皇位,却选择维护世袭而放弃皇位’的圣人典故,禅让制度才彻底沦为表面功夫。
从另外几件事,我们也能看出:即便是在武帝罪己诏之后,‘禅让’制度,也依旧发挥了一段时间的历史惯性。
如西汉末年,王莽便是通过‘禅让’,得以在刘汉的基础上成立新朝;只不过最终,被中兴汉室的刘秀推翻。
又比如东汉末年,三国时期,魏王曹操薨故之后,其子曹丕也同样是通过‘禅让’的方式,从汉献帝刘协手中接过了皇位;只不过最终,被司马家摘了桃子,魏亡而晋兴。
从这两例‘通过禅让得位,最终又都失去皇位’的事件中,我们也不难发现:在武帝罪己诏之后,禅让制度虽然还依靠巨大的历史惯性发挥着影响力,但早就失去了实际施行的基础,也早已不被普世价值所认可。
最后,就是这位读者提的最后一个问题:既然皇帝不能认错,那武帝发罪己诏,岂不应该威仪大损吗?
可实际上,武帝颁罪己诏,不是受人赞扬的事吗?
对于这个问题,我的答案是:武帝罪己诏,之所以没有‘威仪大损’,几乎可以完全解释为‘乃族之荫’。
诚然,作为青史留名的‘武皇帝’,世宗刘彻的武功,堪称是青史罕有。
但作为客观的历史研究者,或者说是爱好者,我不得不承认的是:相较于武功,武帝刘彻的文治,几乎可以用‘不肖父祖’来形容。
在刘彻之前的文帝、景帝时期,天下轻徭薄税,生民安乐,汉室的税率更是从高祖刘邦时的十五税一,一度被降到了三十税一的超低税率。
——三十税一,就是百分之三点三,比现代储蓄利息还低一些,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。
但在刘彻继位之后,短短二十年间,经过整个文景之治积累下来的府库,便被武帝刘彻败了个一干二净。
这些钱,莫非都用在了对匈奴的征讨之上?
从史料来看,显然不是。
——文景之治近七十年积攒下来,用于汉匈决战的老本,被武帝刘彻尽数用在了大兴土木、兴建宫阙,以及封禅、巡游、享乐之上。
而与匈奴决战的军费,则都以苛捐杂税的形式,全部压在了天下百姓的头上。
也正是因此,在卫、霍两位天之骄子相继离世之后,原本对北讨匈奴持有较高支持度的天下百姓,逐渐从‘闻战则喜’,转变成了‘闻战则恼’的态度,最终,为了继续维持对外征讨,武帝刘彻在得不到充足兵源的情况下,甚至不得已推出了‘武功勋’这样的补丁制度。
而武帝刘彻这么折腾大半辈子之后,之所以依旧成为了汉世宗孝武皇帝,而不是汉炀帝,主要就是以下两点原因。
一、相较于屡战屡败的杨广,武帝刘彻对匈奴的征讨,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。
二、刘彻的祖父,是刘恒。
甚至比起前一点,后面这一点发挥了更主要的作用。
或许有读者不清楚:汉太宗孝文皇帝刘恒,其在位时期的威望、民望,可以说是远超高祖刘邦,直逼神话中的三皇五帝的。
乃至于到了西汉末年,起义军打入长安,都没敢对这位‘在世圣人’的陵寝有丝毫不恭。
所以,武帝刘彻的罪己诏,之所以没有引发太过剧烈的政治动荡,一来,是天下人的心中,多少念着武帝刘彻北伐匈奴,让天下汉人直起了脊梁骨,也曾用缴获的牛羊,让天下汉人过上了一段大口吃肉的美好日子。
再有,便是大家再不满,也终是在心里无奈的摇了摇头:毕竟是太宗文皇帝的孙儿,看在太宗皇帝过去的好,就算了吧。
毕竟人家天子之身,还甩下脸道歉了,还能怎么办呢?
好歹是太宗皇帝的血脉,再坏,又能坏到哪儿去呢?
与武帝刘彻所在的时代背景所不同:文中,刘邦作为开国皇帝,天然肩负着‘为社稷立本’‘为后世之君树立榜样’‘为刘汉法统无限加持光环’的使命。
甚至在得到天下之后,刘邦还曾通过‘赤帝子’的传说,通过神话自己的方式,来加固刘汉的法统。
在开国皇帝的身份、由神话加持的法统,以及乱世方止,甚至还没完全结束的时代背景等诸多因素之下,赤帝之子,是绝对不会‘犯错’,也绝对不能认错的。
今日两更,这张不算,大家稍安勿躁。
呃······这章该免费的,顺手发成付费章节了······
下一章正文发免费,作为对大家的补偿吧,希望大家多多担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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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到有几位书友对此有疑惑,就稍微讲一下。
须得一提的是:古华夏文明从尧舜时代的禅让,也就是现代常说的民主推举,发展到世袭封建帝王制度,并不是一步到位,突然某一天就彻底转变,而是循序渐进的。
禅让制度,也就是民主推举制度的盛行,是在尧、舜、禹时的部落联盟领袖时期出现,并逐渐成为定制。
直到夏朝,华夏文明才成立了第一个世袭制朝代。
问题的关键,也恰恰就在这里。
夏朝成为世袭制朝代,并不是说夏朝一成立,就彻底推翻了尧、舜时期的禅让制度,而是试探性的做出了第一步改变,即:既然是禅让,那君王临死时,将帝位禅让给自己的子嗣,究竟可不可行?
有了这个想法之后,夏朝的统治者便对储君的培养愈发看重——毕竟这个儿子,是要通过‘禅让’继承社稷的,就算无法成为舜、禹那样不容置疑的‘天下最贤者’,也起码得说得过去。
而夏之后,商、周,乃至于成立帝国之后的嬴秦,都是在此基础上一点点推进,逐渐形成‘表面上禅让,实则是世袭’的帝位传承制度。
也正是在这个‘任人以贤’的传承制度作为内在逻辑之下,秦始皇驾崩之后,天下才会出现‘二世胡亥残暴,不当立,当立者乃公子扶苏’的舆论。
——为什么?
因为按照禅让制度‘任人以贤’的标准,传闻中的扶苏比二世胡亥贤明。
就算赵高、李斯没有矫诏,始皇嬴政真的传位给了胡亥,但从胡亥继位之后的表现来看,依旧无法满足禅让制度‘任人以贤’的标准。
只不过,尧舜禅让的时代,毕竟已经过去了数千年;到了秦时,虽然‘禅让’依旧是理论上的帝王传承规则,但实际上,世袭制度早已逐渐成为可意会、不可明说的潜规则;
再加上秦并非是新兴王朝,而是从姬周诸侯国转变成为王朝的统一政权,就更使得‘禅让’的帝位传承规则愈发摇摇欲坠——因为禅让只适用于‘天子’或者‘人皇’,却并不适用于诸侯、封君,乃至豪强富户、寻常百姓的家族传承。
所以,为了堵上‘胡亥得立,乃始皇遗诏亲定’的漏洞,便有了当世普遍以为的‘赵高、李斯矫诏,杀公子扶苏’。
这样一来,胡亥脾性暴虐,就不可能是通过‘任人以贤’的禅让制度得位;又赵高、李斯矫诏,胡亥也就不可能是通过‘任人唯亲’的世袭制度得位。
结合以上两条,便可以自然而然的得出‘胡亥得位不正’的结论,为秦末义军反抗嬴秦统治,甚至推翻嬴秦社稷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法理依据。
至于赵高、李斯究竟有没有矫诏,根本没有人知道,他们自己从未承认,也从未有人拿出过证据。
‘赵高李斯矫诏杀扶苏,扶立二世胡亥’的说法,严格意义上,只是当世人以‘任人以贤’的禅让制度推演而出:扶苏公子贤明仁义,胡亥残忍暴虐,始皇嬴政肯定不会立胡亥,更不会留遗诏毒杀公子扶苏,所以这肯定是赵高、李斯矫诏。
但实际上,如果以‘始皇真的想要让胡亥继承社稷’为前提,去倒推动机的话,始皇嬴政遗诏赐死扶苏,在逻辑上是完全说的通的。
首先,始皇身前未立皇后;而没有皇后,就意味着没有嫡子。
按照周礼中所规定的‘有嫡立嫡,无嫡立长’的世袭制度传承规则,没有嫡子的始皇嬴政,更应该把皇位留给年纪最大的儿子。
根据当代可以查阅的史料,这个‘当立之长子’,便是公子扶苏。
而二世胡亥非但比扶苏更为年少,甚至是始皇诸子中年纪最小的一位,排行第十八。
这样一来,始皇为了替儿子扫除障碍,临死带走理论上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公子扶苏,是完全符合常理的。
从这个逻辑出发,甚至连胡亥登基之后大肆残害手足,也完全说得通——作为嬴政最小的儿子,胡亥要想坐稳江山,确实是不得不将自己的哥哥们全都杀死。
或许这么说有点奇怪,但举个类似的例子,大家或许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了。
——景帝第十子刘彻,在景帝刘启死后,同样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,让比自己年长的哥哥们‘寿终正寝’;其中最典型的河间献王刘德,更是被武帝刘彻一句‘汤以七十里,文王以百里,王自图之’给活活吓死。
汉世宗孝武皇帝刘彻,都曾因为年幼,忌惮‘非嫡非长,得位不正’的风论而残害手足兄弟,同样作为先皇幼子的胡亥,似乎也没有不这么做的道理。
回到正题:始皇嬴政驾崩之后,天下因‘禅让制度’这层尚未被完全撕烂的遮羞布,而引发出了‘当立者乃公子扶苏’‘赵高李斯矫诏扶立胡亥’的舆论,那么到了汉朝,又是怎样的情况呢?
从史料记载,我们就不难发信啊:秦之后,刘汉兴起于百废待兴的废墟之中;
其一应律法规章、礼法制度,便被当代历史研究者概述为:汉承秦制、周礼。
说得再简单点:除了嘴上骂秦‘残虐无道’之外,刘汉的法律条令、规章制度,基本都是沿用前朝,也就是嬴秦。
甚至就连《汉律》,都是汉相萧何在《秦律》的基础上,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修改、增补,便原封不动的成为了汉室的核心司法依据。
光从‘汉承秦制’,以及‘秦二世而亡,随后汉立’这极为短暂的时间间隔,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:到了汉室,起码在汉初,皇位的传承制度,应该依旧是表面上披着一层禅让的遮羞布,实际上却是禅让给储君太子。
但相较于秦,汉时的皇位传承规则,朝着‘世袭’的方向更近了一步。
这一点,我们从史料记载中,高祖刘邦意图废长立幼之时,公卿百官多以‘立嫡立长’的世袭准则为劝谏,便可以看出。
而从百官同时不忘提一句‘太子仁善,可即宗庙’来看,以‘任人唯贤’为准则的禅让制度,依旧在汉初发挥着一定的影响力。
那么,这种情况,是到什么时候结束的呢?
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,华夏帝王开始丢开‘我是因为贤明才继承皇位’的遮羞布,转而直接承认‘我就是因为我爸才继承皇位’的呢?
关于这一点,我在正文中有所提及:‘禅让’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,是以汉武帝刘彻晚年,因天下民生凋零,生民哀鸿遍野,甚至出现农民起义的征兆时,颁发罪己诏作为标志。
武帝罪己诏,除了使得当时蠢蠢欲动,随时可能陷入乱世的天下立刻平定下来外,还有许多重要的政治意义。
首先,便是‘天子罪己’,即皇帝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一举动,彻底撕碎了‘天子因贤明而得立’的遮羞布,从而间接宣告了‘任人以贤’为准则的禅让制度,彻底退出历史舞台;华夏封建政权的传承,开始由内而外、全方面无死角的完全以世袭为准则。
用大家更容易理解的话来说,就是:尧舜之时,大家是真的禅让,所以犯错没关系,认错也没关系,大不了把地位禅让出去就是了,反正早晚都要禅让。
而在尧舜之后,一直到汉武帝罪己诏之前,大家都是从‘真的禅让’,一点点朝着‘只世袭,不禅让’的方向挪动,经过数千年的循序渐进,最终在武帝罪己诏之后,正式抵达‘只世袭,不禅让’的彼岸。
在这个逐渐转变的过程中,也有几个极具标志性以及时代意义的典故,为这个转变过程猛踩了几脚油门。
——成王幼,周公姬旦摄政,得天下共举,仍还政与成王;
——康王幼,召公姬奭助政,依旧不曾有丝毫邪念,敦敦教诲康王成人,而后还政。
有了这两件‘明明可以通过禅让得到皇位,却选择维护世袭而放弃皇位’的圣人典故,禅让制度才彻底沦为表面功夫。
从另外几件事,我们也能看出:即便是在武帝罪己诏之后,‘禅让’制度,也依旧发挥了一段时间的历史惯性。
如西汉末年,王莽便是通过‘禅让’,得以在刘汉的基础上成立新朝;只不过最终,被中兴汉室的刘秀推翻。
又比如东汉末年,三国时期,魏王曹操薨故之后,其子曹丕也同样是通过‘禅让’的方式,从汉献帝刘协手中接过了皇位;只不过最终,被司马家摘了桃子,魏亡而晋兴。
从这两例‘通过禅让得位,最终又都失去皇位’的事件中,我们也不难发现:在武帝罪己诏之后,禅让制度虽然还依靠巨大的历史惯性发挥着影响力,但早就失去了实际施行的基础,也早已不被普世价值所认可。
最后,就是这位读者提的最后一个问题:既然皇帝不能认错,那武帝发罪己诏,岂不应该威仪大损吗?
可实际上,武帝颁罪己诏,不是受人赞扬的事吗?
对于这个问题,我的答案是:武帝罪己诏,之所以没有‘威仪大损’,几乎可以完全解释为‘乃族之荫’。
诚然,作为青史留名的‘武皇帝’,世宗刘彻的武功,堪称是青史罕有。
但作为客观的历史研究者,或者说是爱好者,我不得不承认的是:相较于武功,武帝刘彻的文治,几乎可以用‘不肖父祖’来形容。
在刘彻之前的文帝、景帝时期,天下轻徭薄税,生民安乐,汉室的税率更是从高祖刘邦时的十五税一,一度被降到了三十税一的超低税率。
——三十税一,就是百分之三点三,比现代储蓄利息还低一些,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了。
但在刘彻继位之后,短短二十年间,经过整个文景之治积累下来的府库,便被武帝刘彻败了个一干二净。
这些钱,莫非都用在了对匈奴的征讨之上?
从史料来看,显然不是。
——文景之治近七十年积攒下来,用于汉匈决战的老本,被武帝刘彻尽数用在了大兴土木、兴建宫阙,以及封禅、巡游、享乐之上。
而与匈奴决战的军费,则都以苛捐杂税的形式,全部压在了天下百姓的头上。
也正是因此,在卫、霍两位天之骄子相继离世之后,原本对北讨匈奴持有较高支持度的天下百姓,逐渐从‘闻战则喜’,转变成了‘闻战则恼’的态度,最终,为了继续维持对外征讨,武帝刘彻在得不到充足兵源的情况下,甚至不得已推出了‘武功勋’这样的补丁制度。
而武帝刘彻这么折腾大半辈子之后,之所以依旧成为了汉世宗孝武皇帝,而不是汉炀帝,主要就是以下两点原因。
一、相较于屡战屡败的杨广,武帝刘彻对匈奴的征讨,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。
二、刘彻的祖父,是刘恒。
甚至比起前一点,后面这一点发挥了更主要的作用。
或许有读者不清楚:汉太宗孝文皇帝刘恒,其在位时期的威望、民望,可以说是远超高祖刘邦,直逼神话中的三皇五帝的。
乃至于到了西汉末年,起义军打入长安,都没敢对这位‘在世圣人’的陵寝有丝毫不恭。
所以,武帝刘彻的罪己诏,之所以没有引发太过剧烈的政治动荡,一来,是天下人的心中,多少念着武帝刘彻北伐匈奴,让天下汉人直起了脊梁骨,也曾用缴获的牛羊,让天下汉人过上了一段大口吃肉的美好日子。
再有,便是大家再不满,也终是在心里无奈的摇了摇头:毕竟是太宗文皇帝的孙儿,看在太宗皇帝过去的好,就算了吧。
毕竟人家天子之身,还甩下脸道歉了,还能怎么办呢?
好歹是太宗皇帝的血脉,再坏,又能坏到哪儿去呢?
与武帝刘彻所在的时代背景所不同:文中,刘邦作为开国皇帝,天然肩负着‘为社稷立本’‘为后世之君树立榜样’‘为刘汉法统无限加持光环’的使命。
甚至在得到天下之后,刘邦还曾通过‘赤帝子’的传说,通过神话自己的方式,来加固刘汉的法统。
在开国皇帝的身份、由神话加持的法统,以及乱世方止,甚至还没完全结束的时代背景等诸多因素之下,赤帝之子,是绝对不会‘犯错’,也绝对不能认错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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